在竺法护、法乘之后约半个世纪，莫高窟营建的历史篇章正式开启。关于莫高窟的创建年代，今存两种文字记录，前后相去十三年。一为敦煌遗书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载东晋永和八年（353）癸丑创建窟，二为莫高窟第322窟圣历元年（689）《李君莫高佛龛碑》所载前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僔创建窟。
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
莫高窟
令〔今〕时窟宇并已矗新。从永和八年癸丑岁剏〔创〕建窟，至今大汉乾祐二年己酉岁，??〔算〕得伍佰玖拾陆年记。
莫高窟第322窟圣历元年（689）《李君莫高佛龛碑》（P.2551《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次，又与僔师窟侧，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乐僔法师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后，又有东来的法良禅师在乐僔师窟侧又建一窟。此后，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人逐渐增多，此时的洞窟多为禅修需要，说明敦煌地区禅师越来越多。这时的敦煌乃至整个河西走廊战祸不断，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极富时代特色，人们热切地盼望弥勒佛下生以解救其苦难。莫高窟初创时期的洞窟已难觅得，或已不复存在。现存的十六国晚期的石窟有第267、268、269、270、271、272、275窟，洞窟内多以绘或塑以弥勒菩萨、禅定佛、说法佛，在成排的阙形龛内塑各种姿态的、“救世人于水火”的弥勒菩萨。
通过西域传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在这里扎下了根，印度佛教艺术经过中亚、西域传至敦煌，经历了逐渐中国化的历程。南朝汉化的佛教艺术，通过中原，沿着丝路，传至敦煌，交汇于莫高窟，并通过敦煌传至西域，再度反馈中亚和印度。
西魏时元荣为瓜州刺史，团结敦煌豪右，使境内久获安定。其间大兴佛事，历史上记载元荣极为崇佛，并曾在莫高窟建一大窟。第285窟北壁东起第一披说法图下的发愿文写及：“大代大魏大统五年（539）五月廿一日造迄。”正是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期间。这一洞窟的营建，大体标志着中原风格传入敦煌，使敦煌佛教艺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此前敦煌壁画以形体刻画和色彩晕染为特点的西域风格相对较为写实，因而使飞天等形象稍显古朴拙重，而中原风格的到来，则在壁画绘制上不再拘泥于人物的塑造，更强调意境的创造，诸如通过人物服饰的翻卷飘扬，飞天便轻盈而自然地飞行于天空之中，自在地弹奏各种乐器。元荣从洛阳远道而来敦煌，作为崇佛之人，当会携带若干中原佛教典籍及图像，结合第285窟中出现诸种新题材和绘画风格，因此，有学者推测此即元荣所主导营建之洞窟。
在营建洞窟之外，元荣还出资抄经两百多部，上海图书馆藏第137号《维摩诘经疏》就是其中之一。它的题记非常重要：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己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使东阳王元荣，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军（君）臣失利，于兹多载，天子中兴，是得遣息叔和诣阙修更。弟子年老疹患，冀望叔和早得回还，敬造《维摩疏》百部供养。
这个写经题记透露了一些信息，因为战乱，敦煌与中原的联系时断时续，现在战乱平息，元荣派自己的儿子到师联系，自己年老多病，祝愿儿子平安返回，希望能通过造经遂其还阙之愿。
此外，元荣出资抄经尚多，诸如日本中村不折藏散0753《律藏初分第十四》尾题云：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二十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敬造无量寿经一百……造摩珂衍一部百卷……内律五十五卷……造贤愚一部……睹佛三昧一部……大云一部……
同年同月同日，元荣又两度造经，一是《维摩疏》百部，此卷藏上海博物馆，编号为8926，其尾题云：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于三月乙丑朔，廿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敬造维摩疏百部供养。
此日所造另一部经是大智度经。P.2143大智度经卷二六品释论题记曰：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乙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敬造无量经一百部……内律一部……贤愚一部……观佛三昧一部……大云一部……
抄经对于书法的要求十分严格。如P.1243大智度论第廿六品释论经文正文每行17个字，此正是当时抄经之通例，字与字之间间隔相当，清晰可读，书法隶意很重，不离当时写经书法之风范，就书法而言，确属上乘。S.441《大般涅般经卷三十》经文部分书法亦与此无大异，属成熟的写经体。
从元荣出资大规模抄经来看，为其抄经者，多是有组织的职业抄经者，由此或可窥见北魏敦煌写经之盛况，这种有组织的职业化的写经到了唐代达到高峰。
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据《隋书》记载，其生卒年约在公元534—583年间，生于北魏，死于隋，主要活动在北周时期，历任鄢州，瓜州、兖州刺史。
于义在敦煌诸种护佛举措之施行，与其家族在北周朝中的重要地位和河西地方影响有着莫大的关联。于义从其父始就为朝廷重臣，于义也蒙荫受封平昌县伯，安武太守等，其家族中大将军以上者十余人。据《周书?于寔传》载，于义之兄于寔，天和（571）后任凉州总管，而于义此时任瓜州使，在瓜州堪为豪门大族，更是河西地区的权贵。于氏在中央政府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地方上的影响，使得于义崇佛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与后盾。概由此，莫高窟第428窟内绘有河西全境僧俗供养人1200多名，正显示出于义与其兄凉州刺史于实及其家族在河西的势力。可见，在第428窟的营建工程中，建平公当是428窟的发起者和大施主，其余之人则踊跃回应。
原立于莫高窟第332窟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民国十年（1922）被窜流之白俄旧部所毁，今仅余碑阳一方，存敦煌研究院。在敦煌遗书P.2551亦存《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碑文中对前述东阳王元荣及建平公于义之洞窟营建活动略有记载：“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建平公于义所营建之大窟，学者倾向认为今莫高窟第428窟即是，第428窟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其营建需要组织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北周时代的敦煌，非于义莫属。另在东壁南侧上排供养人第二身题记为：“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依据敦煌遗书S.2935中关于庆仙的明确活动年代记载，正好是建平公于义出任瓜州刺史之时，更进一步支撑了第428窟为于义营建的可能性。
莫高窟第428窟是敦煌早期最大的中心塔柱式窟，平面面积达170余平方米。洞窟前部人字披顶，后部为平顶。此窟壁画内容丰富，北壁绘说法图、降魔变等；西壁绘金刚宝座塔、涅槃变、二佛并坐等；南壁为说法图、卢舍那佛等；东壁的佛本生故事画较为突出；其中南侧绘萨埵太子舍身饲虎。本窟供养人像有一千多身，是敦煌石窟中供养人最多的洞窟。第428窟壁画内容有不少在莫高窟是最早出现的，如东壁的《须达那太子本生图》，壁画采用连续画形式，而又有意突出其中某一情节，画中人物形象丰腴，铁线描挺劲有力，色彩趋于富丽，图案色彩也更为丰富。
元荣、于义不但大兴佛事，还出资在莫高窟开窟造像，使“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更加兴盛。他们带来的中原艺术的元素，使敦煌石窟艺术突破了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