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高兴涛的诗歌有必要首先了解他的生活。大学毕业以后，他离开西安这个大城市，去了陕北一个小镇的卫生院工作，然后在此恋爱、结婚、生子，像一棵移栽的植物慢慢把根扎在这里，慢慢变成小镇的一分子。对于一个总是怀想着“远方”的年轻人，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如果说小镇最初还带有“远方”的光晕，那么现在它变成了“此地”，那些想象出来的陌生诗意很快烟消云散。这是一个固定在大陆深处、沉陷在土地中的孤独小镇，“多少人都在这里活了下去/多少人没有幻想，没有一支笔、一张纸/也没有哭过”（《蓝天下》）。在这种境遇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年轻人的内心会有多么孤寂，会经历多少剧烈的冲突、搏斗乃至绝望！
但生活命令他必须与现实和解，必须把小镇接受为自己的肉身和心灵的一部分。他能做到吗？他做到了，因为世上还有诗歌这个奇妙的事物，它有着强大的治愈功能，在人心与粗砺的现实之间，一直充当最有效的润滑剂；高兴涛找到了奇妙的诗歌，把写诗当成了治疗术：不是治疗别人，而是治疗自己。他有一首诗《卫生院里没有病人》：“我/坐在里面写诗/阳光打在窗户上/有一溜悲伤/在朝我呐喊/心情好的时候/我会说/在这里，挺好/我的诗，已经有药的味道”，正是他的诗歌治疗术的生动写照。
诗歌写作对于高兴涛首先是一种治疗术。这么说并不是对他的写作的贬低，因为治疗功能本身就是诗歌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同时也构成差不多所有诗人隐秘的写作动机。固然，作为治疗术的写作不免是一个情绪渲泻的过程，这从高兴涛诗行中频繁涌现的一些字眼，如孤独、寂寞、悲伤、忧愁等，就可以得到印证。但这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净化与升华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心灵创伤得到安抚，并逐渐变得开阔、有力、明净。心与物的冲突受到了词的中介，逐渐转向词与物的冲突。心灵像一轮明月，冲破混沌和黑暗，高悬于肉身和世界之上，凝神于词与物之间的碰撞、纠缠、拥抱与和解。于是，治疗术变成了创造术，病人成长为诗人，词语中的情绪渲泻转化成对世界与生命超越性的静观，难忍的孤独被酿造成安静的诗意。
在一首小诗里，高兴涛曾把写诗比喻成“是在镇子里造枪/威胁自己”，是一种孤独中的铤而走险，一种无可奈何的“贫穷”（《他》）。他否认了诗人形象和诗歌写作那些表面上“很美”的光环，揭示了诗歌根源于生命困境的发生学。这无疑体现了较为深刻的写作观念，但还没有体验到写作的美妙境界。而在另一首小诗《词语就像雪花掉了下来》中：“词语就像雪花掉了下来/轻轻的。我在想，它落下来的姿势/以及归根的方式，有没有一个细节/被我的指头，触一下，就改变了命运”词语就呈现为诗神的美妙馈赠，它们雪花一样飘落到高兴涛的世界里，改变了他的生命：他不再是偏僻小镇上的一个卑微、孤独的人，而是语言国度里的一个王者，他伸出指头轻触一下，一个细节就改变了命运。这首四行小诗生动地展现了诗人在超越了心与物的冲突后对语言和诗艺美妙的凝眸。在超越性的静观中，诗人获得了某种奇异的力量：自我仿佛化身为二，一个“我”继续扮演着尘世中的命定角色，另一个“我”则迥出于尘世之上，不动声色地俯观天地万物与此世中的“我”；甚至“我”的那些孤独、寂寞与忧愁，也不再是困扰个体生命的一团雾霾，而成为展现世界与生命之丰富性的缤纷景象，让诗人为之讶异与着迷。如在《五月》一诗中，就似乎存在着两个“我”：一个“我”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无力认知真实生活的本相；另一个“我”则是通灵的，能够确定地透视生活的本质：“总归有一场雨是要来的”，生命在世间只有永恒的寂寞。“清愁”“枉然”“寂寞”，这些概念也不再仅具主体情绪的意味，而是客观化为人世的苍茫面容，一种悠远的智性的沉思。
在另一首《不会说话的植物》中，“我”在午后的阳台上，陪那些不说话的植物晒太阳，“听人间的喧嚣”，感受到“诗/在生活里的分量/越来越轻”。这里显然有对生活进行理性判断的意味，但点到为止，接下来的诗句突然把诗思引向一个异度空间：“叶子摇晃自己/模仿风的样子/内心突然紧缩/像被安静烧着一样”。这里的“安静”与“人间的喧嚣”相对，既是诗人的诗性自我所抵达的一个超越性的灵境，同时又为诗人提供了一个静观的窗口:去观照尘世中的自我和同类生命的无言与卑微，以及它们生生不息的欲望。诗思没有止步于理性的思辨与庸常的自伤自怜，而是上升为对世界与生命无言的抚摸，融合了智性的沉思和深广的悲悯，构造出一个丰富而开阔的诗意空间。
事实上，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具备某种“双重人格”，并能够“一人分饰两角”：既是表演者又是旁观者，既是梦者又是醒者，既是欲望的奴隶又是欲望的主人。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在我看来，高兴涛已经初步具备了这种优秀的“双重人格”和“出”与“入”的心理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能够在诗歌创造中保持情与知、词与物、诗与真之间恰当的平衡，并能够以合理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发挥更好的诗意创造效果。
如何以富有个性、符合诗意创造规律的方式去处理情感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写作者对此要么终生不悟，写了一辈子浅薄的抒情文字；要么走进误区，写出一堆语言废料。在我看来，高兴涛在写作中对于情感的处理方式是很高明的，显示了他的才华、悟性与诗艺探索的努力。前面说过，高兴涛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源于自我治疗的需要，因此情感的抒发乃至渲泻就是其天然的出发点。但高兴涛没有掉进抒情的陷阱，而是对其进行了恰当的平衡。比如他常常在诗歌中引入叙事性因素，或营造戏剧性场景，尽量把情感隐藏到背后；常常采用一种富有个性的舒缓、平静、娓娓诉说的语调，这也有助于对情感进行节制；另外，既便他的诗歌时常流露孤独、忧伤乃至愤怒、绝望等情绪，但他大多能够将其转化为广大的慈悲或对世界与生命本相的颖悟。
我们不妨看看《远方》这首诗。这首诗采取回忆的视角和语调，讲述“有一年”的故事：年轻的“我”带着“她”来到一个远方小镇生活，并向“她”做出“过好日子”的许诺。虽然“没有住所”，但“幸福感还在”、爱情和对“远方”的美好想象还在。我们能够感受到诗行间渗透的对旧时光的浓郁怀恋，对爱情流逝、理想破灭的深沉哀伤。但这首诗的巧妙之处就在于，这些情感内容并没有被直接说出，而是隐藏在叙事内容背后；回忆的视角与调子也有效防止了情感的漶漫。结尾的几行：“来的时候/我还说/幸许，在乡间的小路上/我们会遇见/三两个有意思的人/管我们叫作远方”，则以略带幽默感的语调对前面生发的情感进行了平衡。然而情感的力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增强了：一种人生的隐痛感直击人心。此外，结尾几行对人们互认彼此为“远方”的戏剧化想象，则把个体性的生命感喟引向对人类生命存在的沉思，智性因素引入诗思并与情感因素相结合，大大拓展了诗意的空间，增强了诗意的丰富性。整首诗在抒情、叙事、语调的相互平衡与结合上处理得极有分寸感，堪称典范。
高兴涛把他的处女诗集命名为《小镇的诗》（我还没有看过）。无疑，“小镇”是高兴涛诗歌的核心意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小镇”既是真实的，也是虚幻的。真实的小镇是高兴涛的切身生存处境，是他体验与观照世界的窗口，也是他萌生诗意的土壤。他的写作必须为这个“多少人没有幻想，没有一支笔、一张纸/也没有哭过”的小镇负责，为它发出声音。虚幻的小镇则是高兴涛用语词构造出来的一个符号空间，这个空间摆脱了地理上的有限性，具有无限拓展的可能，如他在一首诗《他写了什么》中所写：“他写的小镇/没有人知道在南方还是北方/他写的傍晚/没有人知道是昨天还是明天/他写的落日/寂静得像人类没有说出的苦/而万物的净根却在这里发芽。”
在高兴涛笔下，“小镇”已经化作人类生命处境的总体象征：小镇的孤独就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孤独，小镇无言的苦也是“人类没有说出的苦”。但诗人运用他富有才华的诗艺，把小镇难忍的孤独酿造成安静的诗意，把个体生命的悲苦升华为对人类生命的广大慈悲和对存在的深深领悟。
（刘康凯，文学博士、巢湖学院副教授）
来源：《诗刊》2016年4月号下半月刊“发现·锐评”栏目
